专访台北环保局长:也曾头痛何处建垃圾厂

    在台北市政府,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该市环保局长吴盛忠,畅谈台北的“垃圾处理经”。他说台北也在不断学习完善垃圾处理,也曾在哪里建垃圾处理厂头疼过。

    民众对垃圾分类也曾抵触

    羊城晚报:台北的垃圾分类差不多走过十几年了,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十几年的进展情况?

    吴盛忠:实行“垃圾不落地”前,台北一天垃圾最高是3000吨左右,而现在是1000吨左右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台北开始试行垃圾强制分类时,好多市民刚开始也很抵触,觉得很不方便,这么多年的习惯要改变,您觉得台北经验有哪些是值得大陆城市学习的?

    吴盛忠:其实这个还真是要时间的。虽然台北是2000年实施的,但之前就大力推进教育工作,从学校,社区,都要先形成气候,而不是说我们要强制施行什么。当然最后就要靠执政者的意志力和公平心了。以前我们垃圾是要随水费征收,一年收14亿台币呀!而现在政府卖袋子才收4亿而已,所以政府是赔钱的,民众也就理解了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民众的适应过程,除了教育,还有惩处吗?

    吴盛忠:有啊,不按规定乱扔垃圾,要处罚1200到6000元新台币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那像这个强制措施,最初会受到民众抵制吗?

    吴盛忠:这个最上游的法律《废弃物清理法》就有规定,如果乱丢,就被认为是污染路面,就会给你开处分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是由谁来处分?程序是怎么样的?

    吴盛忠:假如今天我看到你在街上乱丢垃圾,就会开通知书给你,里面就说五天内可以提出意见,这个我们叫行政程序。第二道是说,不服但罚单还是开了后,可以跟市政府诉愿,就是败了还可走司法行政程序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当事人不承认怎么办?

    吴盛忠:巡查人员随身要带照相设备,除了罚单还要带照相机,或者摄像机。

    外来人口不懂法例照被罚

    羊城晚报:垃圾分类在广州等地也遇到流动人口的问题,这些人群可能对环境没有很强的责任心。台北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?

    吴盛忠:也有。有一个罚单是这样的,有个南部的亲戚到台北来,早上去买早餐,吃完拿到外面丢垃圾桶被我们抓到了,他说自己多冤枉。假如他是路边吃,在路边垃圾桶扔就没事。但因为拿回家了,垃圾就不能拿出来乱丢。每个城市的规范不一样,还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这种文化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那对流动人口,有没有考虑到特殊性然后减轻处罚呢?

    吴盛忠:法规写的是处罚1200到6000元新台币,但还是要看个案。也有其他相关法律规定,比如对一些弱势家庭,跟法律发生冲突可能会减轻处罚,这是通过另外一种程序在做。

    建垃圾焚烧厂同样压力大

    羊城晚报:台北当时设立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时候,压力大不大?

    吴盛忠:大。居民都不希望建在自己旁边,所以我们建了回馈金跟回馈设施。回馈金就比如说我们烧了一吨的垃圾,就要拿200块出来分给附近的居民。回馈设施就包括有免费游泳池和健身房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那有没有可能他宁肯不要回馈的钱也不要你去建焚烧厂呢?

    吴盛忠:有啊。所以后来不是很多就来北投垃圾焚烧厂参观嘛,我就说你们要设就快点。(笑)

    羊城晚报:现在大陆一些地方的争议就是该继续掩埋还是焚烧,就台北经验看,建垃圾焚烧厂是不是必要的?

    吴盛忠:最主要还是看条件吧。像美国加州,地广人稀,用掩埋而没有焚化。他们的掩埋场跟山一样高,收集起来沼气发电。相比之下,上海一天两万吨垃圾,现在寸土寸金,去哪里找那么大的地?台北现在都是垃圾焚烧,因为一般烧完时就只剩下十分之一左右的体积了。

    希望减少一次性的东西

    羊城晚报:像台北垃圾处理有没有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?

    吴盛忠:一是源头我们还要更努力,尽量不要出现一次性的东西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分类能更细,但对民众来讲还是很大的挑战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您有没有跟欧美或日本的对比过?

    吴盛忠:一般来说他们效率更高。像美国回收垃圾的挑战不一样。像日本,比如回收书本什么的会放在垃圾桶旁边,比较方便民众。像台北市定时定点收,会给民众带来了一些不方便之处。

    羊城晚报:我们这两天的探访,发现有很多家庭贴有告示,指定垃圾车停车位。看来垃圾车的地位在台北这边很高。

    吴盛忠:(笑)所以台北市也是很可爱的地方,市民值得尊敬啊。他们也蛮配合的,他们以这个为荣誉。